在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征用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口罩事件中,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口罩只能征用,原因有二:一是口罩属于动产,征收只能针对不动产;二是紧急状态下只能征用,不能征收。

五、结论 责任主义应成为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之一，它不仅在行政处罚的构成上具有意义，而且在行政处罚的轻重上具有意义，它不允许超出行为人的责任上限予以处罚，但在责任范围之内，可以考虑主观状态的差异、违法情节等因素决定处罚的轻重。国家在设定和实施制裁时，应当考虑行为人自身的状况，不能要求人民为不可能之事。

四、主观过错认定的难题与应对 如果行政处罚贯彻了责任主义，行政机关毫无疑问将会受到较大影响，毕竟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是存在一定难度的。这样的论证负担适合交由立法者在具体领域设定处罚时去完成，而不宜由行政处罚法以保护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为由一揽子确定。2005年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公布，其第7条第1款规定，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，不予处罚。[2]我国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了责任能力，对于主观过错问题却并未作一般性规定，主观过错便成为责任主义的重点所在。这样就可以确立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，并将故意设定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一般原则，对于过失行为需要加以处罚的特殊情形，可交由特别法专门规定。

与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负举证责任不同，行政机关无需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负举证责任，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，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主观过错。不过，也不能完全不顾主观条件实施处罚。[13]参见陈正根：《行政罚法之责任主义》，载《中央警察大学学报》（台北）第43期（2006年）。

在主观状态的认定上，过错推定的主张固然符合行政效率的要求，但在理论上却不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做法。第69条第2款的明知他人从事前款活动（指该条第1款规定的组织播放淫秽音像、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、参与聚众淫乱活动）而为其提供条件。对于过失的认定，不应实行过错推定原则，而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，行政机关可以在行为人没有达到一般注意义务的要求时，考察行为人有无正当理由而作出认定。主观上没有过错，就不应受到谴责。

但应受行政罚之行为，仅须违反禁止规定或作为义务，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者，推定为有过失，于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失时，即应受处罚。二是并非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，但作为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考虑因素之一。

我国《行政处罚法》应当确定以故意为原则的责任条件，再由特别法在具体情形中根据责任主义的要求，并考虑制裁有限性和行政效率等因素，对行政处罚是否允许以过失为责任条件逐一作出权衡判断。该法第7条规定，违警未遂者不处罚。其二，行政处罚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，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体现高效。现代德日刑法中责任理论的建立是以责任主义为基础的。

[38]李孝猛：《主观过错与行政处罚归责原则：学说与实践》，载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6期。鉴于其性质，罚款毋宁是纯粹的形式犯，不需要主观的责任要件，有形式上的违反，就应予以科处。奥地利《行政罚法》第5条（责任）第2款规定：违反行政义务之行为人，不得以不谙行政法规为免罚之理由，但如能证明其无行为责任时，及行为人在不谙行政法规之情形下，不可能辨识为禁止行为时，不在此限。在这种规范责任论之下，应通过面向个别行为的个别行为责任论来理解其规范的非难。

我国行政处罚应以过错推定为一般归责原则。[25]如果用关系式来表示，就是责任能力→意志自由→责任自负。

[18]参见江必新：《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1996年第6期。汪永清认为，在行政处罚中，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，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就没有独立的实际意义，它往往被包含于行为的违法之中，不应成为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。

只是在证明时，可以借助于个人的行为与客观化的过失相比较，完成对行为人过失的认定。注释: [1]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行政处罚构成要件一般持该当性、违法性及有责性三个判断标准。第9条对责任能力的规定是，未满14岁人的行为，或者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它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的能力，不予处罚。第一，明确要求行为人有故意的故意型规定有11处。一方面，行政处罚实行责任主义是宪法上能包含的一项要求。[43]首先，要有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，其次，是违反注意义务规范。

无过受罚只是极其例外的情形，行政处罚中也不需要严格区分故意和过失，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过错条件的理由。[4]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上的这11处规定分别是：第25条第1项的散布谣言，谎报险情、疫情、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。

在过错的认定上，对于法律规定的故意自然必须由行政机关完成证明，对于过失的证明也应当由行政机关完成，而不允许实行过错推定原则，否则就会违反无责任推定原则。只要管理相对人实施了违反现行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，就要给予行政处罚，这种规定占80%以上。

正因为如此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、精神病人等意志对行为缺乏控制力的主体就不予处罚，对于醉酒的人却要给予处罚。一、我国行政处罚中主观过错的三种地位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处罚实践中，私人的主观过错大致有三种地位：一是作为行政处罚构成要件的要素之一。

（一）过错推定原则的主张 对于行政处罚中私人过错的认定难题，不少行政法学者主张实行过错推定原则。第35条第2项的故意向列车投掷物品、第37条第2项的故意损毁、移动覆盖物、防围和警示标志。[15]孙百昌：《再论行政处罚适用不问主观状态原则》，载《工商行政管理》2006年第8期。参见洪家殷：《行政罚之概念及种类》，载《月旦法学教室》（台北）第84期（2009年）。

[6] （二）以有无故意为处罚轻重的考虑因素 实务中，即使法律上没有规定故意的要件，行政处罚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主观因素。第31条的爆炸性、毒害性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被盗、被抢或者丢失，故意隐瞒不报。

如有违反此一注意义务，客观上即有过失。该法在第10条对责任能力作出规定，将责任年龄提高到14岁，心神丧失者的违警行为仍然不予处罚。

我国法律在责任年龄、精神状态等责任能力上，一直都有所要求。另一方面，贯彻责任主义也未必影响行政效率。

主观过错作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素，而非私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。然而，正如刑法对不同性质的罪行都实行责任主义一样，行政处罚虽然也在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，但同样是制裁，应当可以贯彻责任主义。[15]该观点指出了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差异性，着重强调行政处罚的特殊性。例如，国务院发布的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6条第1款第1句规定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。

因此，只有在行为人有遵守行为规范之意但欠缺遵守行为规范之力时，才有考察注意义务的余地。这种制裁也有助于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进而自觉守法。

这或许是因为主张结果责任是行政的惯性，而主张责任主义实际上是对这种惯性的遏制，是需要论证的。[33]参见陈璇：《注意义务的规范本质与判断标准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2019年第1期。

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普通的故意违法，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要解决过错认定的难题，先要回到立法层面，在单行法的规定中区分故意和过失。